在全面抗战初期，一大批来自北平、上海等大城市的知识界、文艺界有志青年奔赴红色革命圣地延安。那时候，鉴于国民党政府的腐败、专制和缺乏生机与正气的黑暗，他们对延安怀有一种世外桃源般的向往、探索和神秘感。王实味就是一位从北平来的文化人。
王实味，河南潢川人，实味是笔名。自幼习文好学成绩优异，文字功底深厚，曾就读于北京大学。他是现代很有作为的翻译家、文艺评论家和杂文作家。但他也是个思想与性格颇为另类的文化人。
王实味在北平求学时，曾积极参与中共党组织活动，后来竟因个人感情追求无视组织纪律一度脱离组织关系。只身来到延安后，由于上过大学，有知识懂外文又有文字功底，王实味在这里的文艺研究院工作。以他为主的几个人通力合作翻译了大量马列主义理论著作，为这里的思想理论工作做出了重要贡献。
王实味知识面广对一些问题的思考很有深度，但他也带有难以克服的知识分子式的清高、孤傲、自命不凡之气和不谙世事的幼稚与倔强。在延安，他与这里的许多人个人关系不好，甚至可以说有些难以融入的自恃和无法打成一片的孤僻。他对这里的某些人不屑一顾，对于那些善于投机取巧见风使舵，把心思用在揣测上意上的人非常反感，与曾在一起搞文字工作的陈柏达一直嫌隙难平。
由于个人性格的原因，王实味在延安几乎没有知心相处的朋友。他工作之余的闲暇时光，常常是一个人搬把椅子躺在上面晒太阳。这大概也是他独立特行、固执己见，对于很多事情难以和大家充分沟通交流，不善于听取、理解和尊重别人意见的缘故吧。
1942年春，王实味在报刊上接连发表《政治家和艺术家》《野百合花》等文章，对他眼里延安存在的某些不良现象，诸如特权和等级观念等等提出了带有批评性的个人看法。这些文章在那里引起了很大争议，王实味也因此遭到了不少人的批评教育，但他本人一直拒绝承认错误接受改造，认为歌颂光明之外也要揭露黑暗，黑暗被揭露了光明自然到来。也许是他时运不济吧，一个重要人物的介入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
时任政治局委员和社会部长的康生直接插手了对王实味的批判，由此也将本来文艺领域的思想争鸣上升为政治事件。王实味被定为“反革命托派奸细分子”，曾在一起工作的研究室同事也和他一起被定为“五人反党集团” 。对他的批判也不断扩大升级，在延安他成了无人不知的反面典型。除了作家萧军曾喊出“让他说话”的声音外，从领导干部到文艺界同行几乎没人敢为他说话。
康生借整风活动在审干工作中利用职权搞起了“抢救失足者运动”。不断升级扩大和无休止的批判让王实味心有不甘又无从分辩，不懂政治的幼稚和文化人的耿直让他做出了一个给他带来更大灾难的决定。他认为自己既然有错误受批判又想不通就不适合再留在党内，他想公开声明自动退党。这个想法一出，在康生等人眼里就成了向党示威、顽抗到底、不肯改悔的反党分子。后来王实味被开除党籍、逮捕关押，在战事多变的年代最终经康生同意被秘密处决。
王实味的一些批评性文章后来被国民党方面获悉，在国共内战之际被国民党宣传部门用来大肆渲染和攻击红色延安。这大概是王实味本人没有想到的，他也与当时的国民党方面没有特别的接触。他死后，这里的领导人也曾表示，王实味虽有错误但不应被杀。这是负责案件的一些人私自做出的决定。为此还不无惋惜地说“还我一个王实味”。
王实味被杀多年后他的妻子才得到消息。这位痴情女子积极为夫申冤，后经两次复查平反才终于彻底洗脱当年加在他头上的反革命、托派、奸细等等帽子。而这时，距离他离世已经四十多年。
王实味是位有才学有作为的翻译家、作家和知识分子，他的思想不随波逐流，也有独立思考的深刻见地。他耿直善良不谙世事、不懂政治，但也有难以克服自身适应能力较差的孤傲性格，再加之那个时代的历史局限性，这都注定了他悲剧的命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