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放日报记者 王潇
今年4月，国家明确对医生申请开办医疗机构“松绑”。于莺说，她要做扎根社区、大众能消费得起的、有温度的医疗。
有句话至今对她影响很大——“人文就是一阵风，你看不到，但是你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一家家诊所看过去，她逐渐理解到底怎样才算“看的不是病，而是人”。
于莺又辞职了。
9月4日，她办完最后一天交接，正式离开美中宜和诊所。
于莺是谁？其微博名“急诊科女超人于莺”或许更让人耳熟能详。作为北京协和医院原急诊科医生，2011年她因微博分享急诊科的故事走红网络，如今微博粉丝数为322万人。
2013年，她放弃编制，从全国顶尖医院北京协和医院离职，曾在医生群体内引发巨大震动。2014年，她担任美中宜和门诊中心首席执行官。
有人私下说，于莺的辞职有什么好讨论的，她根本不算名医，只是网上有名。
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眼中，“医生走出来，于莺是代表人物”。
于莺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名医”。她只有主治医生的中级职称。与完成了职称积累、高级职称已到手的“专家”离职不同，于莺代表的是一批临床经验丰富，却职称晋升受阻、上升途径缺乏、困于三甲医院的医生们。
如今，她的再度辞职引发关注，原因或许就在于，那些有同样境遇者始终在观望，于莺出走后的日子到底好不好过。
而于莺说，“辞职创业，我一分钟都不想再等”。
今年4月1日起医疗界新政接踵而至，为医生松绑；全科医生的发展也在全国被大力推进。于莺说，她要做大众能消费得起的、有温度的连锁诊所，扎根社区。
她说，她离曾经的梦想又近一步。
“现在才是做我真正想做的事”
9月2日，于莺的助理将她办公室所有物品整理清出。
原木色和粉色，营造出明亮、温馨的感觉。这栋1600平方米的位于亚运村的商业楼，是于莺工作了3年的办公场所。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她在北五环外的新办公室，几十平方米，简单重刷了墙，仅仅更换了马桶和洗手池。
她还挺得意，“找了好多天，1个月1万元的我都嫌贵，这个，每月4千元”。为省钱，她还考虑过共享办公。
“如果我还年轻，我或许会在乎办公室是否上档次，但现在过了这个阶段。创业起步期，不确定因素很多，我不想在不必要的地方花钱。节约的费用还可以帮员工解决停车位和午饭呢。”于莺说。
同时，新诊所选址也在进行。蹲马路边数人数，测人流量；每天看各种商铺招租；在比人还高的地图上勾画各种区域，“猛一看，跟作战指挥官一样”，她在微博上写。于莺说她是纠结的完美主义者。
记者第一次见于莺，是她2013年刚刚离职回上海休整。同样从体制内跳出的名医宋冬雷邀请大家一同去参观当时他任院长的医院。彼时的于莺，还常流露出女孩的雀跃；4年后再见，淡定，且有大姐风范。
两次辞职，均引起轩然大波，她的心态却截然不同。于莺说：“第一次是做合伙人，有投资方帮扶，连去卫计委办证都有人带着；这一次，完全是我一个人。”
如她的自述，她想做一批面向中端用户的连锁社区诊所。
实际上，她在2013年就公开表达过类似梦想——由门诊中心扩展出100家小诊所，由100位有想法的医生担任合伙人，开办平民化诊所。
但当时申请开诊所，屡屡碰壁，所以不得不借助投资方“曲线救国”。
3年后，诊所步入正轨。也是这几年，医改政策利好频出。今年4月，国家明确对医生申请开办医疗机构“松绑”，于莺说，她几乎没有半点犹豫就决定辞职创业。
为何不在现有平台继续扩展？于莺解释，此前所在诊所平台属于中高端，这与她想要的平民化有异。
此前诊所患者单次就诊费用平均在800元左右，若撇除门诊手术、检查等，一次常见病就诊，通常在400元左右。初步统计，80%为自费患者，20%为商保患者。“自费患者其实比想象的要多，而且不少人就是周边普通居民。”
这让于莺有信心，既然285元的挂号费都有不少普通居民接受，她所设想的99元挂号费应该会有更多老百姓接受。
于莺计划将门诊定位为“儿科 妇科 全科”模式。诊所面积在200平方米到400平方米之间，每100平方米雇佣一位护士、一位医生，护士长类似于店长，而医生类似于合伙人，尽可能低成本、高效率。据她初步测算，可将患者平均单次就诊费用控制在300元。
按她的想法，诊所不光看病，还要踏实做好健康管理，提供一定的上门服务，包括居家养老、儿童健康生长营养指导。
“我从来不和任何人商量决定”
很多人说，于莺这个医生“有点不一样”。这种不一样，确实促成于莺做出异于常人的选择。
她给自己贴标签——“自由、随性和不受约束”。“我从来不和任何人商量决定，我都是自己做所有的决定。”
这从小时候的性格就可看出。
于莺固执。比如小时打死不戴帽子。母亲给她织好，她不肯戴，非要逼她戴，她就丢在学校里，母亲就再织。“看我们一家都这性格。我执拗地不戴帽子、丢帽子，我妈执拗地给我织帽子，谁也劝服不了谁。”
学医是她自己定下的方向，“学医有一技之长”。她1993年高考，报志愿时心想“要考就考最好的”。高中时她成绩不错，年级排前25名。但曾被北京协和医学院录取的学生，都是年级前5。老师劝她报考更稳妥的医学院，她牛脾气上来，任谁说也不听，还报了本硕博连读的8年制。最终平常心发挥，被录取。
她喜欢追求未知的东西，喜欢挑战性。她手上有块疤，是小时候逃学爬到卡车上玩造成的。被协和录取后，她更是鸟飞出了笼子。前两年基础课，她嫌无聊，屡次翘课独自旅行，差点被劝退，直到进入临床，才真正领悟医学的魅力。
2003年，她已进入协和医院，遭遇“非典”，她请缨入病房。虽有位同事已被病毒感染，但她依然坚持，理由是“能亲身参与，是多难得的体验”。
前年，她回去找导师。导师比她年长10岁，拍着她肩膀说：“于大夫，你做博士论文的时候我就跟同事说你在协和医院干不了5年，你干了13年，这个事情太奇怪。”
于莺的另一特点是“贫”，这也是她决定从事全科的关键因素。“我喜欢和人打交道，而全科恰恰是可以充分发挥的地方。”
熟识她的人说，只要有于莺在的地方，就不会冷场。
大学期间有门诊断课，考试是在医院病房请病人协助。她抽到呼吸科，排在第4个考。等她进去时，病人烦了，“你们都问好几遍了，我不想答了。”
此时通常可求助老师，但于莺没有。她把题板放下，走到床边说：“您认可的每一位教授，都是从我这一步开始的，没有人从一开始就能做个好医生。我知道你被很多人问烦了，但我保证是最后一个，我会尽量简单，把病诊断出。”
大爷一听乐了。老师看在眼里，给了于莺一个高分。“让别人能处在自己的角度考虑问题，这种同理心是教都教不会的。”
患者江霞（化名）到现在都常常来看望于莺。她的老母亲106岁时需要做手术，无人敢收，百般辗转，最终于莺没忍心让老人再跑，腾出一张病床，让老人把手术做了。如今老母亲早已去世，江霞却始终记得于莺的仗义、善良。
这些特点让于莺成为病人眼中的好医生，却很难让她在现有医生价值体系内得到认可。开微博后的于莺更是清晰认识到这一点——
“你会发现这个环境渐渐偏离自己想要的轨道。本来温馨、和睦、能解决温饱的小环境，我就满足了。微博像一个窗口，让我突然意识到大环境和小环境是这么不一样，而原本和睦的小环境也在不断被击碎、侵蚀。”
2012年11月，她发布微博称：一辆120急救车拉着意识不清的病人，连跑5家医院，都因急诊科爆满，没床没设备而无法及时抢救。问题根源在于120急救系统后台缺乏监控系统。微博一出，舆论炸锅。北京市卫生局立即出台条例：医院“必须接收急诊患者”。
“很多医院应该都很恨我吧。”于莺笑笑，语气始终保持乐观。“我的乐观，其实是在极度悲观的基础上形成的。就是把所有的事情先往最坏处想，然后再看现实，好像都比想象的要好。”
“多说不如多做”
于莺再度辞职的消息一出，各类揣测再次纷至沓来，其中不乏恶意。
例如有医疗人士通过计算说明，是于莺任职3年内亏损严重，才不得不走。文中虽出现明显计算错误，却依然被广泛传播。体现出的，恰恰是广泛存在的观望心态。
于莺说，她已懒得解释，多说不如多做。
“就像第一次辞职时，有媒体把我塑造成反体制的斗士，其实我不是。”于莺说，很多事情，不是非黑即白；有些选择，就是当下最实际的取舍。
首度决定辞职的最后一根稻草，仍历历在目。
有天早上，主任在急诊科查房时发现一位病人躺在椅子下，说医院规定不允许躺在地上，病人不肯动；护士长也说，还是没用，又叫于莺去劝。
于莺走到病人边，刚说“领导说没有床，你不能躺地上”，五六位男家属就围上来气势汹汹问：“坐不住怎么办？你告诉我们能去哪！”
于莺把病历集中看过才发现，这是肝病晚期患者。门诊已就诊3个月，因病情复杂难以确诊，但病人的实际状况又很差。
“有没有医生跟你们说过他快要不行了？”于莺问，家属们摇头。病情交代完，家属们说，“从来没有医生这样从头到尾梳理病情给我们听”。于莺能理解：门诊时病人太多，医生几乎没有时间详细了解，而门诊也没有合适氛围去谈“病人快要不行”的论断。
为病人紧急申请要来血浆后，病人状况轻微好转，家属围着于莺说了一句，“大夫谢谢你”，带着病人回老家。
“说老实话，就是那一瞬间的决定，我想走了。我感到后怕。”于莺说，那段时间，袭医事件频出，好在这是理智的家属，但下一次还会如此吗？
医疗应该是什么？她找不到答案，只是觉得“航母式的医联体最终会让专注于临床的一线大夫尤其是急诊科医生成炮灰”。
而离开医院的于莺，首当其冲遭遇的是大部分观望者可以预见的失落感。
于莺会的技术很多。气管插管、床旁血滤、调呼吸机的参数、做肺复张、低温的脑保护……但这些技术若脱离协和医院这类大型三甲医院，在私立医疗平台，尤其是诊所，并无用处。“医生好像变成了高级技工。”
医生的价值是什么？于莺起初无解。她先选择逃避，“对外宣称我去台湾学习，其实是逃避”。
在台湾学习3个月，有句话至今对她影响很大——“人文就是一阵风，你看不到，但是你无时无刻不能感受到”；一家家诊所看过去，她逐渐理解到底怎样才算“看的不是病，而是人”。
回到北京3年间，她将一块废弃6年、水泥地缝隙中长出小树的场所，逐渐建造成心目中的理想园地。
除了不断提升服务患者的各类细节，她尤其提出一点：医生、护士、患者都应得到尊重。
诊所也会遭遇医患纠纷。一个案例是，患儿发烧，诊所医生检查后，凭经验建议可先不验血，没必要让孩子挨针，也不必服药，可等待疾病自愈。家属回去后，发烧依然持续，于是去大医院检查，发现白细胞略微超标，于是返回诊所质疑医生误诊。
对此类情况，于莺都是首先站出，挡在前面。“我们的医生没有错，实际上轻微超标并无大碍。我们需要向家属一遍遍解释，直到他们理解。或许赔钱、私了可能是最简便的方式，但却会令医生委屈。”
“医疗是什么？我应该做什么？说白了就是，我作为也看过病的患者，同时作为医生，我能够把我的感受、我多年的临床经验，更好地传递给我需要服务的人。”于莺在一次演讲中这样总结。
“医生是需要一点信仰的”
医学博士龚鹏认为：于莺的选择反映了我国医生价值追求更加多元的趋势。
主流观念中，只有在大医院成为主任医师才是医生的价值体现，但从患者需求来看，实际并非如此。
于莺说：“如果说上一个阶段目标主要是诊所，下一个阶段的目标就是人。”
当前，我国全科人才依然缺乏。上海从2011年起在全国率先试点家庭医生制度，目前共有全科医生约6000人，比例达到2.45名/万人口，实现了国家2020年规划目标。但从上海作为国际大都市对健康管理的需求看，还存在一定缺口。据今年发布的《“健康上海2030”规划纲要》（征求意见稿），全市注册全科医师数量缺口仍有近5000人。
而且，缺乏的并不仅仅是人数，还有信任感。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副所长朱恒鹏结合统计数据发现：从2013年开始，诊所数量的增速大幅提升。根据国家卫计委的统计，截至2016年4月底，我国诊所数量已达197873家。可是，诊所诊疗人次仅增长3.1%，三级医院也只增长7.9%。整个基层医疗机构的诊疗人次还下降了0.2%。
朱恒鹏认为，强基层不一定是先要强行把专家推向基层，也可以运用资本和信息化的方式重新塑造基层的服务方式。这需要一个新型的诊所体系，否则，单凭数量增长无助于改变现状。
于莺心目中理想的连锁诊所是——对老百姓就近、便利、可及。看诊不用排队很久，不会过度医疗；需要转诊时可以找到相应的专科医生；病重时，也愿意自费或是走商业保险看特需，或去更高端的医疗服务机构专科就诊……
“最难的事情是医疗人才的获取。”于莺说，诊所未必需要特别厉害的专科医生，关键是要能处理好普通病、常见病、慢性病，提供一种贴身的优质医疗服务。
在开办诊所之外，于莺更远的理想是打造一个全科医生的辅助平台，培养出真正意义上的全科医生。
朱恒鹏不止一次向于莺表达过“一定要成功”。因为只有这样，才会吸引更多困于三甲医院的医生走出体制。他认为，很多高资质的医生如果不在管理岗位，很难意识到自身价值。这部分人其实可以导流。
而导流靠的不该是行政命令，而是来自全科诊所的吸引力。
小诊所的春天来了。诊所建立的过程应该会很顺利吧？记者问于莺。
于莺说：难讲。
但转而又说：“没什么不可行的。今年不行就明年再试，明年不行，就后年再试，总有可行的时候。医生是需要一点信仰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