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语]这是在网上看到的一篇安徽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原院长芮必峰教授多年前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博士毕业时之答辩记录。当年这篇文字流传很广，但在信息过载的时代，这篇文章却也沉睡于网底而知之者不多了。今天想起这篇文章，特从网上找了出来，重新贴在这里。因为，我觉得这内容录得不错，对参加论文答辩的学子们有一些参考的意义。
那场答辩我和吴予敏教授也在现场，我和吴老师本来也想去参与一下，最后发现整场答辩观点交锋激烈，答辩精彩纷呈，所以就都选择做了旁观者。那一场答辩虽然过去多年，但今天仍然记忆犹新。在我自己的经历中，如此激烈的答辩，大概只有我自己当年在复旦时的博士论文答辩可以与之一比吧。
芮兄之善辩，我是远不及的。他在答辩时，有深度的学术交流碰撞，也有一些有效的推拿功夫，真可谓兵来将挡，用词自如，大将风度也。
而我的答辩却是自己将局面弄得过于紧张，因为在我同样面对答谢老师猛烈的批评时，没有任何修辞的考量。回答时，可谓任性。所以，当时在场的一些老师和同学叫我不要作太多纠缠，甚至有同学提醒说得，答辩时，委员都是在爷，不能得罪。可我年岁虽少不少，人却轻狂，全然没有考虑那么多，只是觉得有些问题需要越辩才越明，并没有考虑答辩过程之中，是否有潜规则等等。从答辩技巧的角度看，我在答辩过程中，也没有芮兄那么好的临场发挥——说或者不说，如何说，那么水到渠成。
事实证明，答辩没有什么道不得的不良潜规则，参加我的答辩委员会的老师们都虚怀若谷，对我答辩时的不太谦虚并时有顶撞的态度并未予计较，反而都在认真地辩论。他们也确实看出我文章中很多不足之处，对我的学术思考是有很大帮助的。
那就是我期望的学术论争的样子，通过论争，让我知道了自己思考中的不足，也同样让我对学术研究增加了信心。因为，我喜欢学术场域这种较针的味儿。尽管我当时的答辩委员会主席、时任上海市社科联主席的王邦佐先生离席时，小声问我：“吴飞，你没有得罪谁吧? ” 我听了一惊，但他立即安慰我说，“你的文章写得不错，回答得也很好”。我紧张的心，才算慢慢落下来。
我欣赏在这场答辩中潘忠党教授对待学问的态度，他追求真相，不就要向权力说真话吗？探究学问，不正需要自己独立的思考吗？他和芮必峰老师是老朋友，熟人朋友之间，一样在学术面前平等交流，潘老师一直是我学习的榜样。只是无论是天赋，还是认真为学的态度，我皮毛都没有学到。
当然，我也深深理解芮兄的难处。他当年所研究的新闻专业主义问题，至今还是一个比较敏感的研究领域，因为不少人认为新闻专业主义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观念，是错误的，甚至是反动的。一旦被贴上反动的标签，就很少有人敢挑战了，何况是博士学位论文！无论怎么说写，都会有一些风险。尽管芮兄有些观点，我也不太同意，但他能够写这一问题，还是有勇气的，是值得我学习的。
芮兄在答辩最后的辩论，我当时在场时，竟然听得有些感慨万千起来，是呀，“我的论文要挂在网上，我一定要这么说，不这么说不行。”这难道不正是当下中国学术界最无耐的选择吗？而这种没有选择的选择，不正是许多人的切身感受么？面对这样的困境，我们应该如何呢？
2014年10月22日芮必峰教授在南京大学与学生们谈他在复旦大学读博士学习生活时说道：“做学问就要认认真真地读书，不但要读书，还要读好书，还要会读书。我在复旦读博士期间，不夸张地说，每天的读书时间在12个小时以上。复旦大学读博的三年，我好好啃了许多以往没读透的书，像《西方的没落》，我读了四遍，默顿的《社会理论和社会结构》，800多页，我仔细读了多少遍，读书卡片就做了上千张。
谈到“江湖”上关于芮必峰教授博士论文答辩盛行的“传奇”，芮必峰教授笑言：“我必须一再澄清，我和潘忠党那是非常非常要好的朋友，我们在学术问题上也是彼此认同的，至于‘江湖’上传言的答辩论争，不妨看做是‘戏说’，其实我那场博士论文答辩，一开始就有点打“表演赛”的意思，也是为了将来其他博士答辩时，大家能够多一些观点的碰撞，产生一些思想的火花。”
答辩委员会成员：
主席：丁淦林
成员：童兵 黄旦 潘忠党 戴元光
时间：2009年5月30日 9：45——11：15
地点：复旦大学新闻学院201教室
记录：阴良
旁听人数：41
题目：政府、市场、媒体及其他——试论新闻生产中的社会权力
谢谢大家。大家上午好。
芮必峰：陈述。
谢谢大家。大家上午好。
下面我分五个部分，对我的论文做简单陈述。
一，论题的由来
我原先的论题：从事实到报道，关于新闻生产的一项社会学研究。
开题，以及以后，征求老师、朋友的意见。发现当初的题目有些问题。
eg童兵老师：题目可以做，但是不精彩。
的确，按照原先的论题，充其量，西方新闻生产的中国版。目的性也不很明确。
敷衍说，想发现，揭示，中国语境下新闻生产的结构和建构之谜。还是西方新闻生产研究的中国版！
实证研究是我的弱项。于是有了现在的题目。
二，问题
新闻生产受制于框架，媒介现实是建构。
我的就是在这个基础上，那又怎样？
我们无法逃脱通过媒介的建构来了解现实的宿命。我想把新闻生产放在更大的社会背景下。集中于研究新闻生产者和生产机构与一些主要社会力量的关系。考虑
各种主要的影响和制约因素。考察的影响的主要社会力量。然后再在考察的基础上，能否进一步发现，适合中国国情的制度生产空间。
这是试图提出和解决的问题。
三，主要依据，思路，框架。
基本理论依据。一是知识社会学。不问知识的真假，价值。只问什么条件下，情况下怎么生产的，产生的。
二是，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或者建构理论。不展开。
三是，现代权力观念。区别于马克思的权力观念。那是基本上在阶级利益的基础上的压迫性权力。现代权力观念认为权力是社会行动者的选择和转化能力。更多的一种建设性的权力。在福柯、布尔迪厄、吉登斯的一些思想，我有涉及。不是法权、政治、意义上的。
思路主要是在特定的语境，中国语境。任何理论离不开一定的时空。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东西。这是这些想法。从制度和观念层面上。
语境是在变化当中。相互作用的产物。与过去的传统发生碰撞。也是新闻生产关系的在生产。
政党、市场、自身力量。三个部分。最后有个其他。设想了另外的 公共权力。以知识界、公共组织等为道德上优越感的。
四，努力和尝试
新闻生产的职业自治权。与公共权力，组成的生产的权力的合力场。专业主义在中国目前还不具备描述意义，很可能将来也不具有规范意义。
与其把新闻专业主义描述、规范理论，不如看作职业权力的修辞学。
视角方面，在谈市场这部分的时候。以马克思主义论述人类历史三大形态的来论述。
限制异化的程度和范围。
在既往历史中，媒介的市场化是媒介发展中难以逾越的障碍。完全是根据马克思三大社会形态当中演绎出来的东西。没有太多的实证性。
领域方面，统治技术和个人技术的相互作用。我对“学习运动”、宣传通知、命题作文进行了分析。之前这个领域还没有人做。
我想尝试着在观点、视角、领域方面做创新。
五、最主要的问题
对四种权力关系的理论依据，缺乏深入思考，理论归纳。
潘忠党：
我是觉得我们这个形式，不大好。我喜欢坐下来，喝酒喝茶的对话。（黄旦：你们美国是这样的？）
论文答辩是对话，现在一问一答。
芮的论文体现了他一贯的风格。抽象层次比较高，思辨能力强，表达流畅，气势很强。
另一个风格，很多地方，似是而非。
一、你如何概况你自己这篇论文，是纯粹理论的思辨，建构，还是说是一篇，从中观着眼的，经验的论文。如果是前者，问，你自己的理论建树？后者，问，你自己掌握，分析的第一手资料是什么？
二，如同所有的大理论家一样，帕森斯，布尔迪儿，都被人认为是建立在前人的理论基础上，通过对前人的批判，建构自己的理论。但是他们对前人的批评，往往是稻草人，先曲解，推向一个极端，批判，建构自己的理论。这是一个策略，没有问题。哈贝马斯，就是曲解别人理论的大师。这篇论文里面，也有对别人曲解之后，再批的，但问题在于你自己的理论建树是什么？
如，新闻专业主义，潘我是其中之一，并没有任何人，首当其中的人，并没有把专业主义，作为现成的理论框架，放在中国的现成的场景中。中国的从业者如何建立身份认同，理解、认识自己的工作。如何建立符合专业主义理念的话语资源？你的这些研究，首先评价就出了问题。
再，你引用了我的一段话。我讲了 边缘突破 你说，不是，我是假设了一种现成的结构。你更愿意说，改革之前，没有边缘可说，强词夺理。你自己就说，两个同心圆，有圆心，就有边缘。比如我在一个文章里面，有个注释，说的很重要的。具体解释了这个边缘的意义，各部份与中心的关系。引用了帕森斯的搭档，和吉登斯。你引述了我另一篇文章里面，操作化的定义。那些是中心的，哪些是边缘的。你这么说，这种边缘是不对的，是改革的结果，不是起始条件。也对，也不对。理论的中心边缘，你没有关注。
三，还有个很大的问题。你刚才已经讲到，知识社会学，吉登斯的结构化理论，我从读你的论文当中，可以感受出来，无论你个人如何定义你的身份，你的思路是，社会结构建构主义的，吸收了很多象征互动理论。
你不是决定论者，但是你的一些思路是决定论的。引述了马克思的三大演进规律，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就是线性的演进。你从理论上，就是自相矛盾的，你如何解答这样的问题。那些理论都是建构在西方的基础上，说不适用中国，另一方面，你又大量的不假思索的，引用马克思、吉登斯等建立在西方的经验基础上的说法，这又是方**上的矛盾，你如何回答？
戴元光：
我没有需要你回答的问题。我有些感觉，想法。
我觉得题目特别的大，特别的宏观。什么问题都有，政府、市场、媒体，特别有难度，难把握。试论，这个试，是否合适，值得质疑，过于宏观，大。
第二个感觉，你确实读了很多的书，资料丰厚。尽量想用，所以你的论文在不同的理论中奔走，在客串，不同的理论在客串，使得你的中心点，核心的问题，被淹没了。不知道你想讲什么核心问题，核心观点是什么。导致你的关键的贡献是什么，也不知道。因此你绝大部分理论在对中国叙述，没有对你的核心问题展开。
第三，我觉得你的核心问题不是太明确，你要解决的问题，没有找到，就是这样。这是我的一个看法。
童兵：
选题我很喜欢，读的很早，四月就读到。最近又看了一遍。大致观点还是能够成立的。
但是这次读，明显感到一个不足。你是讲新闻生产。作为一种观念形态的生产，马克思有个重要论点，生产者，在生产客体的同时，也在生产主体。记者在生产报纸的同时，也在生产读者。从这个角度切入，更顺一些。这个群体引导到什么方向，你应该有很崇高的责任感。政府对媒体的管理，科学的，服从，不科学的，抗争。市场也是如此。如果从这个角度切入，哪怕一章，会有更好的色彩。遗憾。
有个问题，没有牵涉到，就是四月六号，新闻出版总署，公布了改革总的意见。国外反响挺大。允许海外、私人资本进入。牵涉到你有一章，准入制度。花个五分钟，讲一下。这个新的规定，说明中国会走的很快。现在可能有点影响，但是年底之前，中国在准入方面会有突破。比如出版社，绝大部分都会变成企业。能否做点补充。
黄旦：
从开题到预答辩，交谈。我充满希望，不是一般的博士生的要求。他的基础，完全可以写出一篇在博士生中顶尖的东西。不是担心他一篇博士论文写不出。所以在这个基点上。论文当中，有些东西蛮有趣的，李东生关于政治家办报的解读。
潘说你是“似是而非”，我不敢用这么重。我用的词是“暧昧不清”。
在节骨眼上，我要看，话题转化了。犹疑不清。是不是你对专业主义的理解有些问题。
通过你这样的生产的互动，你告诉你现在是个什么状况。互动，结构关系的时候，你恰恰是表现你比较多是实用主义的层面，没有固定的认定，没有固定的理论脉络，碰到这个打这个，碰到那个打那个。
eg你用专业主义打专业主义，还有你引用出版署的一个人的话，但是他是用出版。出版和报刊不是一码事。
出于自己的需要，对一些观点修订，恰恰缺乏把握。细节上不够严谨。
eg40页，晚报打破，这些你都没有进一步说明，拿来就用。关系，互动，也不等于你没有立场。
像这些问题非常多，实用主义问题明显，观点有一，
你的论文，究竟在什么地方有个突破，这是第一。
第二，现有的思维和逻辑是如何连接，整个互动是在框架中自然形成的，还是拿来分析，分析你的理论依据又如何？后面的框架和内容，和前面的是如何连接起来的，你如果是观察，如何观察？或者说，未来，这个框架之内，慢慢形成？
丁淦林：
论文有对话的条件。有人进入了论文。
我说一点感想。
我觉得不论从理论上，实践上来看，内容、内涵都是很庞大的。认真看懂，发现问题，还不简单。我只有一个想法。很多理论，西方名家。最后还是要落实到分析，解决中国问题上来。过去中国的学者，包括在座的童兵。对于新闻生产的问题，有过一些论述，看法。比如，王中，甘惜分。王中，读者需要论，甘，分类问题。在实践方面，储安平，报纸是揭发问题。等等，这些都牵涉到新闻生产的问题。不知道中国的实际，你有什么想法。这些方面，可以做些历史的概况，因为中国的问题，还是要中国人来解决。
潘忠党补充问题：
补充，一个。你在最后一章，说本节根据媒介互动论的观点，视为职业权力的话语策略。这是这篇论文的理论建树之一。没有新东西啊，我和陆晔的文章就是这么说，我们引述的塔奇曼，strategic ritual，你最后说，起点，预设，是坚持党的。我和陆晔论述三角的框架，专业主义作为专业的权力，需要大力提倡，碎片的，使之能够抗衡政治的压力，political agenda是有，媒体要媒体化。你这样一改变，是要坚持党对媒体的领导。那么我们要做这篇论文干什么？
黄旦：这是他和你的分歧，只有这样，才是中国语境。
丁淦林：张志安，洪兵的博士论文做得也很好，很广阔。和王中，成熟不同，他们可以领出一个东西来，集中地观点，需要把实际问题讲清楚。
芮必峰:（答辩）
非常感谢答辩委员提出的既尖锐，又富有建设性的问题。我认为答辩是难得的机会。否则五个大教授哪里有闲工夫看我这个破东西。
论文答辩应该有答有辩。
分两个层次回答。如果有不恭或失敬的地方，请各位原谅。在求知嘛，我们都在求知。
第一个，五位老师提出的问题，建设性的意见，我表态。
童老师，丁老师的问题，归为一类。
童老师说，生产客体的同时，也在生产自身。似乎我也隐隐约约贯穿了一些，但是不是。我重点来考虑的问题，压根儿也没有作为独立章节。陈力丹读了当时除了吹捧的话，也给了一些中肯的意见。我心悦诚服。他说，你讲马克思，讲的是物质生产，但是精神生产的东西，没有。而且他很严谨，给出了具体马恩哪一页。我五体投地。我感谢童老师的指点。我从83年就接受童老师的教育，一直到现在。至于4月6号，提出的意见。其实写作当中，我已经知道这个东西。我是20号完稿的，但是我不知道自己理解的对不对，我所说的准入制度，在根本上没有突破。还是在发行、出版、卫星落地方方面面，私人办报、办台方面没有任何突破。在这个年龄，已经不是玩理论游戏的年龄了，理论游戏好玩，但是没用。我是要用理论关注现实了。还有丁老师高屋建瓴的建议，我觉得非常好。以后注意。
这其实是我的优势，如果这样的话，我的论文，可以扩充四到五字，王中的观点我基本上能背诵，耳熟能详。甘老给我们上过课。不仅仅关注于后来的这帮新秀。这是以后修改的问题。感谢两位老教授。
元光教授没有问题，我就不回答了，因为这是他的感觉，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感觉。
第二个，具体问题。
潘的比较有杀伤力，我就往后放一放。
黄教授，论述、表述问题。细节问题，我进一步推敲，修改。
印象就不谈了，暧昧，不明朗。认真想想，同年龄层次，能理解。有些该坚持的，不能不坚持，因为要挂在网上。这是我关于感觉的。
撇开西方，针对现成的新闻生产研究，我的创新在哪里。
大致上想的是这样的，第一，现有生产，是以媒介为中心的，以具体生产者为中心的，我的研究，是以社会权力，互动运动为中心的，放在各种背景上研究新闻生产。第二，现在的研究，多是实证的，我的是思辨的。具体上有实证的。第三，现在研究多注重当下、现实，我在此基础上还注重未来，我朝这个方面努力了。第四，现在多研究具体的机制，我是主要研究主要的关系、权力力量的关系。这是我的努力，也许非常不够，但是心向往之。
另外，黄老师问道，我最后形成四方框架。和前面的逻辑关系。其实笼统的讲，前面是分论，后面是总括起来。应该说后面，还有潘，提出来，应该有第六章，概况起来。现在这种结构是偷懒的产物，草草收兵。都容纳了。其实第四章，既是分论，也是四方权力关系的一个小结，不伦不类。逻辑关系就是这样一个关系。但是形式上就不平衡，再一个也展不开。而且也恕我吐苦水，也不能展开，再展开就会出问题。
（潘：你少了其实是两张，一个是四方图，一个是总论。）
我想到，还有个技术。技术改变权力关系。我已经收集了很多东西了，可以再写一万。
算了偷懒吧，把它揪掉。
潘的第一个问题，到底是纯思辨的，还是中观的，经验的。这是我和潘教授在理论研究当中的根本分歧之一。主要原因可能是教育背景不一样。潘是西方的现代性的教育，总认为，在思辨和经验当中有个泾渭分明的界限，在我想来，这个界限怎么都分不清楚。思辨要有经验做基础，经验要用思辨来驾驭。我这篇论文如果一定要我分，总体上是思辨的，但是论据是言之有理，言之有据，大量取自经验。这些材料可以是第一手，第二手，全看论证问题的需要和适合程度。潘认为的许多第一手材料，其实可以说都是第二手。所以可以说，既是，也不是。材料是为研究的问题服务的，第几手在我这篇论文中并不重要。西方的训练，你要么这样的，要么那样的。我没接受过这种训练。到底是优点还是劣势，我也不敢说。童兵、李良荣等，我也说不清到底是思辨的，还是经验的。包括大思想家做的经验的，很多东西不能说不是人类的思想。
（潘：这是暧昧的优势。）
芮：朦胧的美（笑场）。
（丁：也有种说法，实践与理论相结合。）
芮：其实潘的电子邮件更尖锐，弄得我两夜没睡着觉。他问我理论究竟是什么，理论本身是什么，是无法回答的。我们只能看到理论的某个侧面。从描述意义上说，理论学术共同体，共同的认识。是理论工作者对研究对象的系统描述、归纳和总结。功能上，理论是秩序、指导、启示等等。但理论本身究竟是什么，一下子把我难倒了，很困惑。还有理论有哲学的、科学的、艺术宗教的。前者对思的思，科学理论是对经验的思，后者是对超验的思，我半夜想的睡不着。
怎么说呢，其实私下聊天当中，我和潘在很多问题上有相似的看法，我非常敬佩潘老师，在经验和思辨领域，来回纵横驰骋，我望尘莫及。但是在研究理论问题的时候，在整个理论设计、框架当中，侧重点不一样，但是就是那么一点点分歧，提醒我们看那个方向的东西。比如新闻专业主义，我们的不同，我不赞成的是，什么，这些都是原文，我都引了。他们把新闻专业主义既当描述理论，又当规范理论。103页第16个注释。完全用了他们的原话。我最后一章，用了他们的研究。我不赞成这种观点，认为新闻专业主义在中国是似是而非的，说是也是，说不是也是。还不如说和在于专制主义抗衡中，我们的武器库当中找不到武器，从西方的武器库中找到一件，修辞学而已。我是这样解读的，潘、陆、陈，都是把新闻专业主义当作规范、描述理论的，我不以为然。至于说，我是不是像文革那样，把别人脸上涂上墨，再批斗，我主观上没有。（笑场）
社会研究，要神入，要神入对方的理论、实践。这好像很玄乎，但确实必要。
包括中心边缘的问题，我没有反对你的边缘突破。我说潘忠党是用边缘突破，他是这么看的，我说我看作中心扩散。我没说潘不对，只是角度问题。我是这个角度看的。社会科学就是这样的。老师利用学术优势、话语霸权，说这样这样，学生只能说，是是是。我没有说你的就是不对的，我的就是对的。从建构的角度看，中共的角度下，只有中心，不断的外扩，没有边缘。
潘：什么东西没有边缘，只有中心，那么中心从何而来？
芮：这是一个形式逻辑问题，但是在辩证逻辑，有中心未必有边缘。中共就是中心。
潘：那我看，你的辩证逻辑在我看来是狡辩。（笑场）
芮：辩证逻辑就是部分狡辩。（笑场）我补充了潘，我是从这个角度看，你是那个角度看。一个面，你摸到了象肚子，我摸到了腿，这是我想到的第二个方面。
我把第三、第四个问题和起来。
首先，我不认为马克思是个决定论者，这是西方的妖魔化。他是实践、辩证、历史唯物主义者，他绝不是一个决定论者，你读他的著作，他在说这个问题的一面，一定涉及另一面。其实吉登斯在他的著作中，也大段引用了马克思的。他似乎争取了一个逻辑基础，这个东西就牵涉到一个非决定论的，这是一个互动的、辩证的、结构化的。这是我对马克思的看法，这是我和长期接受西方教育学者的区别。
潘：打断。你提出市场化是，媒介发展的必经阶段。这是很决定主义的一种论断。
芮：你完整的读，我写作的时候，语言还是很讲究的。我一定用了 也许。
潘：你的原话，媒介历史….市场化，或许…仅仅一个或许，不过是把一个100分百的决定主义，转化到一个概率上的决定主义，你还是决定主义！
芮：从改进实践，是人类演进的精髓，如果是这个层面，我是个决定论者。你要看在什么层面上，唯物唯心，也是这样的。
潘：你段引用，说三个阶段…
芮：潘，我们说两大逻辑，一个是归纳、一个是演绎。
潘：你又是似是而非了，波普说，归纳是有缺陷的，总体是演绎。
芮：不是的，大都是归纳的。
潘：这就是似是而非了，实证，就是先经验，再归纳，
芮：非也。
潘：逻辑思维就是这样的思维。如果有什么问题，具体再讨论。一方面，对一些问题，不加分析的加以引用，直接引述…略去精彩部分没记上：（说的太快了。
芮：另一方面，说不加分析的引用，说一些理论是西方化的，西方语境的。我刚才讲了，所谓理论，是学术共同体共同认可的一些学术理论家们的系统描述、归纳和总结，那种理性的作品，或者说他研究对象的系统的描述、归纳。我的态度，不论西方东方，则其善者而从之，凡是我引述的，我认为是相对真理。凡是我批判的，就不大具有逻辑价值。不是说一家的对，就西方永远是对的。一家的理论不对，就所有西方的理论都不用。就不用，永远用另一方的。
潘：但是你不是这样的，比如专业主义，你说，塔奇曼。（省去部分原文的朗读）
芮：我给你说，这就牵涉到，宏观、中观、微观的理论的问题。倘若宏观理论的话，不存在这个问题，塔奇曼，研究的都是中观偏微观的，我是这么想的。这种经验材料，如果是取自西方的，一定有局限。这是我的一个基本观点。
芮：最后还有个问题，不能做详细回答。如果专业主义作为话语策略，没有新意，一定要坚持党的领导，那么这篇文章还有什么新意，做他干什么。
这个我刚才已经说了，不同的侧面。学友们，我们反复说，中国新闻学界看到的专业主义，一片叫好声。仿佛计算机上的驱动程序。把他装进来以后，中国的新闻专业主义仿佛就会给新闻改革带来好的东西。现在大多数的论文是这样的。
我现在强调的恰恰是另外一个方面，在这样一个时空下，强调的侧重点不一样。对我这个理论水平和这个层面的理论工作者来说，已经算做的不错了，我对自己的要求不高。原理论的建树，只是第一流的大家，据我所知，恕我直言，在世界新闻传播领域，没有这样的学者。不知道同意不同意这样的观点，全世界都没有。
潘：承认的。
芮：我们只能在一丁点上面，他强调这面，我强调这面，哎，搞不好对我们这个实践更有帮助，更应该值得关注，这个已经非常了不起了。
关于坚持党的领导，干嘛预设这个前提，我和黄老师私下也讲了。我是滑头、我是党员，我的论文要挂在网上，我一定要这么说，不这么说不行。（笑）并不仅仅这样的，我觉得，我是党员，认为唯有中共，能领导、驾驭，唯有中共，有更大的希望和未来，在心里深处，也是拥护共产党领导的。一方面是策略，一方面也是我的信仰。这是我的回答。
—
电视台方面比尔·莫耶斯在评论cbs撤掉有关香烟的报道时说：越来越没有新闻感觉，也越来越对新闻不感兴趣的公司正在支配过去是新闻出口的东西。
我认为，现在的传播学院或者新闻学院可以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无论如何也要赋予年轻人坚定的独立决心，成为反潮流的人，成为灵活战斗的新闻记者，准备一生过冲锋陷阵的生活。
原文来源：http://www.wenku1.com/news/ffded81baa842eac.html
